我国教育政策研究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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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政策研究20年

  为清晰地展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需对有关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加以统计与分析。笔者以关键词在《中国国家书目》 《全国总书目》、CNKI中国期刊网、 ((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和万方数据的目录报刊索引,对“标题”“全文”“关键词”等选项进行分别组合,查询“教育政策”及与教育政策相关的论文和专著,发现我国1986年至2005年对“教育政策”展开研究的论文共有1565篇,专著有48部。同时,为表述方便,本文根据政策研究领域达成的共识,将所收集到的教育政策研究内容归结为“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和“教育政策调整对象研究领域”两个方面。通过运用相关统计软件对查找到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笔者以为: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走过了一个从研究起步到初步发展再到纵深发展的历程,具体来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 以重视国外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体制政策与教育基本政策、缺乏问题意识为特点的教育政策研究阶段(1986-1995)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步伐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引向深入。1985年5月,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了我国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改革在各方面逐步展开。教育政策实践的发展,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展,再加上国外教育政策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对我国启示,使得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作为刚刚步入教育体制改革阶段的教育政策研究,1986-1995年问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体现在: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少,年度之间发展不均衡。就教育政策研究的著作而言,1986-1995十年间我国只有8部,只占整个20年论著出版总数的16.67%,而且1986、1987、1989、1990和1994年连一本也没有。1986-1995年问共发表论文192篇,相对于整个20年论文发表总数而言,只占到了总数的12.26%。各年的论文发表很不平衡,如1988年教育政策论文发表了29篇,而1989年却只发表了10篇。

  第二,教育政策研究重点比较集中,对本国教育政策的“冷点” “肓点”问题发现研究甚少。在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方面,国外教育政策研究与借鉴占据较大比例。1986-1995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计192篇,其中对于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计60篇,占总数的31.25%。这说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政策研究者高度关注对国外教育政策的研究。其次是教育体制政策研究(34.38%),再次是教育基本政策研究,占到了24.48%。在教育政策调整对象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了23.44%。基础教育政策与成人教育政策研究也占一定比例,分别达到了15.63%和11.98%。以卜这些政策研究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这一阶段对教育质量政策和教育经济政策研究很少,这符合我国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特点,即注重于对社会整体的关系调整。在教育经济政策方面,除教育财政政策外,教育投融资、教育税收、教育收费、教育捐赠、教育经营等有关政策研究还很少涉及;教育质量政策方面,由于我国当时的教育属于稀缺资源,所以对于教育的质量少有关注,至于课程政策则几乎没有提及。另外很少涉及对于民办教育政策的研究,这也体现了我国当时的国情,人们对社会力量办学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在政策上还存在着诸多的禁区。

  第三,教育政策理论体系的建构尚未起步。笔者发现,屈指可数的8部教育政策论著中也没有一部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有关理论内容展开讨论。论文统计也说明了这一点,关于教育政策基本理论的研究只占到了整个研究比例中的6.25%。

  第四,研究方法、手段比较单一和滞后。从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的方法几乎都是单学科方法的应用,运用跨学科或多学科方法研究的论文只有3篇;定性思辨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非常少,只有屈指可数的5篇。

  以上分析表明:1986-1995年这十年属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中每个年度的成果少且不稳定。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上,都还存在诸多明显的局限与不足。

  二 以重视本国具体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政策的应用性、尝试构建理论体系为特点的教育政策研究的阶段(1996-2000)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政策的重要性。这一阶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措施,教育领域也不例外。1995年我国起草并于1996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纲要》。同期,《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也制定出并开始实施。1998年底,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接着,1999年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宏伟目标。新政策的颁布实施,加上国民对教育及教育改革的热烈需求,使得我国教育发展面临全新的态势,导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步人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学术成果数量逐年增多,且发展比较均衡。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情况,与第一阶段的十年教育政策研究相比,1996-2000年这五年中,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研究成果数量上来看,就教育政策研究的著作出版而言,这五年来我国出版了8部论著,占到了整个20年论著出版总数(共计48部)的16.67%,这也相当于第一阶段十年出版的教育政策研究论著之和。就教育政策论文发表而言,从1996年起,每年的教育政策论文发表都超过了50篇,这与第一阶段相比,不仅每年发表的论文篇数要多,而且比较均衡,总体而言,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多。

  第二,研究热点呈扩散趋势,且研究政策视野发生转变,初步体现政策研究的应用性的特点。在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教育体制政策研究仍然是热点,占到了32.24%的比例。在教育政策调整对象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达到了25.00%。在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教育经济政策研究也不断升温,相对于第一个阶段而言,增长了4.77%,占到了13.16%的比例,这说明了我国学者在关注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逐步涉及到譬如教育税收、教育收费、教育捐赠和教育经营等相关政策的研究,这也说明了我国学者对于教育现实的高度关注,初步体现出了政策研究的应用性的特点。相对第一阶段而言,对教育基本政策的研究关注度明显下降,由第一阶段的24.48%下降到了这一阶段的14.80%,这说明我国政策研究者的研究视野的转变,开始由过去的注重空泛的宏观研究逐步转向具体的政策研究。在教育政策调整对象研究领域,也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民办教育政策研究得到了比较大的增长,由第一阶段的2.08%增长到了第二阶段的6.25%,这一点客观反映了我国允许私人资本办学的这一现实,说明了全社会对于民办教育的高度关注。二是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关注度的明显下降,与第一阶段相比,下降了近5.43%。

  第三,对本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度不断增强。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计304篇,其中对于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共计73篇,占总数的24.01%。不过,相对于第一阶段的31.25%而言,下降还是比较明显,这说明了我国学者已开始逐步将注意力转向本国的教育政策研究。

  第四,教育政策基本理论研究迅速升温。相比于第一阶段,关于教育政策基本理论的研究的论文数量增长了8.88%,达到了15.13%。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于教育政策理论体系建构的关注度的提高。这一阶段出版了两部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一部是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主编的《教育政策学》,另一部是孙绵涛教授主编的《教育政策学》。两部专著在把握政策学的基本概念与构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教育政策学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体现了两个主要时代特征:一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受到了教育宏观发展背景的较大影响,二是充分反映了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决策的联系日益紧密,加强了政策的预研究和重大决策前的意见征询,教育政策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影响不断加深。

  三 以进一步增强问题意识、深化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研究领域为特点的教育政策研究阶段(2001-2005)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加速临近、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以及不同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交错碰撞、人才竞争和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使我国面临新的世界格局。这样的宏观背景既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相关人员参与到政策研究中来,使得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步入了一个迅猛发展时期。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一个纵深发展阶段,其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迅猛。这一阶段教育政策论著共计出版32部,占整个20年出版专著的66.67%,较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增长了4倍。教育政策论文共计发表沦文1069篇,占整个20年所发表论文篇数的68.31%,较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增长了5.58倍和3.52倍。论文年度增长数量也相当大,2000年才129篇,到2005达到335篇,增长了206篇。

  第二,教育政策研究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教育体制政策(25.35%)和教育经济政策(22.36%)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在教育政策调整对象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政策(26.0l%)和基础教育政策(15.06%)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热点。对比前两个阶段,在教育政策内容研究领域,教育经济政策研究持续升温,比第一阶段增长了12.98%,比第二阶段增长了8.21%,这说明了相关学者已开始深入到譬如教育投资融资、教育税收、教育收费、教育捐赠和教育经营等相关政策的研究。教育基本政策研究方面则持续下滑,由第一阶段的24.48%下降到第二阶段的14.80%,再下降到第三阶段的10.76%,这说明随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逐步将视角深入到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更深层次与更加具体的政策。在教育政策调整对象领域,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在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低潮之后,再次回升到15.06%,这一现象与我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颁布密切相关,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中“热点追踪”研究甚多的特点。把三个阶段连起来看,民办教育政策研究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之中,由第一阶段的2.08%:增长到第二阶段的6.25%,再增长到第三阶段的7.95%,这说明社会力量办学作为我国公办教育的一个补充,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第三,研究重心进一步集中于本国教育政策研究。这一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计1069篇,其中对于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计194篇,只占总篇数的18.14%。相对于第一阶段的31.25%和第二阶段的24.01%而言,下降得非常明显,这说明我国学者已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对本国教育政策的研究。

  第四,教育政策研究体系的建构逐步走向完善。这一阶段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研究在第二阶段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加强,达到了18.15%,这说明我国政策研究者对于教育政策理沦体系建构的持续高度关注,越来越注重对科学教育政策的理性思考。

  第五,政策研究的方法、手段与视角逐渐丰富。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定量实证研究较之定性思辨研究有所增加,具体方法上不但有文献法、比较法,还采用了诸如试验法、访谈法、人类学方法等等;一些研究开始尝试跨学科或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譬如曾满超的著作《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一书,尝试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又如刘复兴的《教育政策的价值分卡斤》则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来加以阐释教育政策的价值。

  2001-2005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特点表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并已逐步成长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20年来的教育政策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教育政策研究的中介价值没有得到全面、普及性的认识;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围偏窄,种类过少;教育政策研究滞后于客现实际,缺乏前瞻陛、战略性研究;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基础还较为薄弱,方法尚显单调,手段、形式相对保守封闭等等。

  20年研究是一个小结,更是一个开始。要使我国的教育政策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和绩效化,研究者们必将密切关注教育与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向。未来的趋势包括:我国要由教育大国发展为教育强国,将怎样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怎样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协凋发展?怎样积极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怎样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怎样改善处境不利地区人群的教育环境和条件?怎样实现我国教师的转型?等等。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必然面临一系列政策抉择问题,而这无疑需要综合考虑公平、效率和质量的关系,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需要分清现在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可以说,实践永远是教育政策研究的课题。

  ·第六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暨2002全国教育信息化论坛(GCCCE/NE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