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十三》背后的中国式亲子关系:是父母皆祸

  原标题:《狗十三》背后的中国式亲子关系:是父母皆祸害还是孩子不懂事? 思想界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近期上映的电影《狗十三》,以及在法国蔓延的“黄背心”运动。

  近日,曹保平执导的青春电影《狗十三》在尘封五年后终于与观众见面,在获得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狗十三》讲述了张雪迎饰演的十三岁少女李玩和她的狗爱因斯坦的故事。李玩的父母离异后,父亲(果静林 饰)有了新的家庭,并且再添一子,但由于害怕李玩无法承受,父亲决定选择合适的时机再告诉她。李玩因此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长,他口头上说着为李玩好,但却在她的成长中持续缺席。李玩爱好物理,但父亲却硬要她参加英语小组。在意识到自己做法太粗暴以后,为了缓和父女关系,父亲送给李玩一只小狗,热爱物理的李玩给小狗取名叫做爱因斯坦。在家庭中孤立被冷落的李玩很快和爱因斯坦建立起良好的感情,可一次意外中爱因斯坦丢了。李玩情绪崩溃,拒绝家人的安抚。后妈这时候想到一个办法,买一条新的小狗,并告诉李玩这就是爱因斯坦。李玩知道自己被糊弄,拒绝接受新的爱因斯坦,她继续找狗,家里也因为她的疯狂找狗行为而鸡飞狗跳。李玩当着父亲的面借酒消愁,结果遭到父亲一顿暴打。这件事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后,李玩不再吵闹,尝试和新的爱因斯坦相处,她不再只喜欢物理,开始听父亲的话,好好学英语。她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但新的爱因斯坦很快又被夺走了。由于后妈和父亲的孩子、自己的弟弟无法和狗相处,新的爱因斯坦再次被送走。在那之后,李玩继续当一个乖孩子,她被保送到省重点。甚至当父亲的生意伙伴给她夹来一块狗肉时,她也吃下了,并且说了句“谢谢叔叔”。

  在发布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的影评《狗十三:谁“谋杀”了青春》一文中,作者曾于里将《狗十三》放在近年中国影视圈的青春叙事脉络中进行梳理。在曾于里看来,从2013年赵薇指导的电影《致青春》开始,一系列青春影视作品(《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耳》《最好的我们》等等)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一类青春叙事的主要基调是怀旧。它剔除有关青春的一切杂质,回忆过往的美好。有关青春的疼痛体验被符号化为堕胎、车祸、家庭变故等外在冲击,却鲜有私人化的、内省性的刻画。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类青春叙事,它聚焦青春与成长内部的龃龉和破碎,探讨少年与成人两种不同秩序的冲突,《风柜来的人》《十七岁的单车》《少女哪吒》等等都在此脉络之中。而曹保平的《狗十三》也可归入此类。

  在曹保平看来,《狗十三》探讨的并非青春期的小伤痛、小呻吟和小伤感,而是家庭、社会和伦理问题。在接受微信公众号“娱乐资本论”专访时,曹保平坦言当时面对这个青春题材的剧本,他十分犹豫,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拍一个13岁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他过往的犯罪剧情片截然不同。时隔一年,再次阅读这个剧本,他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女孩与周遭世界碰撞的故事里看见自己。正如曹保平所言:“没人注意到我们在什么时候忽然就长大了,一切好像自然地发生了,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是很残酷的。我想让大家回头看看这一天。”

  曹保平在电影中展现了中国式家庭教育的特点,即在结婚或者独立离开家庭之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不平等状态,而很多冲突都是源于这种地位的不平等。比如在电影中,李玩被父亲带到饭局上,扮演和睦家庭中的乖巧女儿——出于父亲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女儿本身的意愿。曹保平在访谈中指出:“中国人的感情表达很晦涩,中国的父辈和子女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经常被我们选择性遗忘。等到了你成熟和父母衰老时,天平会倾斜过来,父母又会显得弱势,对人性的映射也挺微妙的。”

  电影中对于中国式家长的探讨引发了诸多共鸣。在萝贝贝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萝严肃”的文章《我开始理解讨厌的大人也有可怜之处,但我不能原谅讨厌的大人》中,她指出电影中的父亲正如很多中国式家长一样——他不用爱,而是用秩序解决问题。而在大人眼里,秩序就是爱。“在讨厌的大人和讨厌的孩子之间,我还是要先找大人的错,因为孩子生下来时,是没有选择的。”电影讲述的其实是天真的消逝,而这种消逝,是在一次次驯化和暴力的打击中完成的。萝贝贝在文中发问:对于电影中这位把秩序当做爱的父亲,是否要原谅他呢?她给出的答案是不原谅:“讨厌的大人一定有可怜之处,长大的我开始知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可怜之处。可是我不能彻底原谅那些讨厌的大人。如果彻底原谅甚至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问题,我怕我会变成讨厌的大人。”

  有趣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引发了为人子女的共鸣——从豆瓣上诸多站在李玩角度考虑的影评便可知悉,大家纷纷感叹父权家庭的杀伤力和残缺的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也引发了家长难当的共鸣。萝贝贝在文章中指出,有相当数量的人,看了这个故事会感叹当父母太不容易了、孩子不打就是不行。萝贝贝甚至设想,如果将《狗十三》放到网上讨论,在关于家长为何打孩子这一话题上,高赞评论会呈现如下样貌:

  “孩子英语不好怎么行?光靠物理好总分上不去能考上学校吗?那当然要上英语小组提高成绩了,强迫她去有什么错?”

  “狗丢了找不回来能怎么办?全家人都哄着她了还想怎么地?把爷爷推倒了又害得奶奶差点走丢?这孩子无法无天了不打怎么能行?”

  “家长怎么祸害了?都够考虑她了,生个弟弟都不敢跟她说瞒了一年,哄着哄着才敢说的,打完了不是立刻又认错又哄她了吗?带她出去跟叔叔阿姨也是做生意需要怎么了?”

  在发表于“界面新闻”的《 :青春只会带来阵痛,怎么度过就看个人修行》中,作者戴天文指出,在通往长大成人的路途上,李玩也选择了颇为极致的对垒方法。由于她自身性格的敏感和孤僻,和家人的交流本身就很少。爱犬遗失后,她怪罪爷爷,当晚不回家。当家长侵犯了她的尊严,她选择了离家出走、泡酒吧喝酒等对抗方式,最终遭到了父亲的暴打。作者认为,将青少年当做一个人格不完整的小孩,是很多家庭会犯的错误。因此,一方面在面对青春期难题时,家长需要看到子女的成长,学会用温和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子女也需要用理性和温和的态度与家人朋友沟通。作者在文末指出,“遗憾的是,故事展现了青春的残酷,却并没有带来一个能促进两代人、三代人之间进行和解的好的启发。生活的残酷不可避免,家庭的和谐却是能够凭借沟通和理解建立起来的,并不是每一位追求个性或者独立的孩子,都需要在青春期跟原生家庭碰撞得头破血流。再者,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个懂事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好。”

  究竟是父母皆祸害,还是子女不懂事,在中国式亲子关系的语境下,这可能是个永远无解的话题。当父母试图将自己的生活阅历、经验和维度强加于子女身上,甚至替子女做决定,并冠之以“都是为你好”“怕你走弯路吃亏”等诸如此类以爱为名的理由时,当子女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经济独立,甚至在成年之后的种种人生重要节点如结婚如生孩子的时候仍然依赖父母提供的金钱和劳务帮助时,这种亲子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和羁绊或将永远伴随左右,甚至代代相传。

  12月1日,法国民众抗议提高燃油税的示威愈演愈烈,法国多个地区爆发骚乱。在巴黎,身穿黄背心的示威者点燃汽车、袭击商店,在地标性建筑凯旋门砸坏塑像、乱涂乱画。据法国内政部统计,自11月17日以来,全法有13万人参加示威活动,巴黎的示威人数约有1万人。截止12月2日,已有133人受伤,其中包括23名军警人员,警方逮捕了超过400人。不少媒体将这场持续超过三周的骚乱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比,将其形容为“五月风暴”以来巴黎发生的最为严重的骚乱。

  骚乱的起因是法国民众对近期法国油价飙升的抗议以及对政府提高汽油税计划的反对。在马克龙出任法国总统后,法国汽油价格不断飙升,过去一年中已上升约20%,法国政府计划明年继续提高油价,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如今,这场持续三周多的群体抗议活动已经从对于提高燃油税的抗议转变为对马克龙政权的质疑。抗议者认为马克龙上台之后为企业和高收入人群推出减税政策是在为精英阶层服务,他们通过抗议活动表达希望马克龙下台的愿望。

  在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的文章《经济负增长,产业空心化,黄马甲背后是一个衰落的法国》一文中,作者闲云梳理了引发此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富人税改”的来龙去脉。法国前任总统奥朗德执政期间曾经推行过一项巨富税政策,即针对个人总资产超过130万欧元的纳税人,其游艇、豪车等高价值动产也应该纳入应税范围。在马克龙上台后,将巨富税改为不动产财富税,仅对个人名下的不动产征税,剔除了对于金融资产的征税。这触动了法国普通民众的神经,马克龙被形容为“富人总统”,法国阶层之间的撕裂就此开始。

  油价的上调则为这种阶层之间的矛盾填了一把柴火。法国本身就是燃料价格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目前法国的柴油和95号汽油价格在1.4欧元/升左右(人民币11元),相较于去年上涨20%。因此当马克龙提出继续对燃料加征收税的时候,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认为这是从穷人身上“薅羊毛”,因为富人有能力通过购买电动汽车规避燃料税。从法国下层民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抗议不无道理。他们希望通过工作获得体面生活,但经济的衰退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令他们希望破灭。面对这种情况,国家非但没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就业率和创富平衡,还对富人网开一面,因此民众只能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如果将此次反税收抗争放入长期的历史中考察,就会发现,反税收抗争在法国大众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11月27日,法国《世界报》对历史学家热拉尔·努瓦利耶就此次“黄背心”运动进行专访。微信公众号“欧罗万象”日前刊载了由杜卿翻译的中文版全文。在这篇访谈中,热拉尔指出,在15世纪初,查理七世设立了覆盖全境的皇家税收制度,从那时起,拒绝税收就成为大众反抗的一个基本面向。当时对于税收的拒绝,是被一种不公情绪驱动,这种情绪一直鼓动着大众阶级。因为在大革命前,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和僧侣是免税的。如今这种对税收的拒绝再度抬头,因为大多数法国人相信他们交税只会让富人更富。

  更加宏观的看,燃料税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在发表于“华尔街见闻”的文章《半世纪来最严重骚乱,法国人亲手埋葬经济转型良机》一文中,作者廖志鸿指出,引发此次席卷法国的骚乱的深层原因,是长期“悲剧”的经济和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元计价的法国GDP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法国不仅在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几乎毫无作为,在传统优势产业如高铁、大飞机、核电和军工等行业,也逐渐被新兴国家蚕食。更糟糕的是,法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低收入者年收入增长率不到1%,而高收入者年收入增长率约为3%,最富裕的20%的人口收入,基本上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五倍。在36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2017年法国税收占GDP比达46.2%,超过平均水平34.2%。这居高不下的数字背后,是近十年来法国陡增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这就是法国如今面临的现状:高税收、低增长、高债务和悬殊的贫富差距。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引发这次骚乱运动的国内外政治原因转向这次骚乱本身,如果将其纳入社会运动和社会历史学的范畴,这场运动又能带给我们何种启发?热拉尔·努瓦利耶在上文提到的访谈中梳理了这一问题。热拉尔指出,要理解大众斗争史,不能仅仅着眼于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由于大众运动是一种把诸多行动者牵扯其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必须将发动运动者、协调运动者、以同伴的发言人身份现身的众人以及在事件和现场之外提炼“冲突教训”的评论家考虑在内。首先,从评论家的角度来看,对于此次事件的评论在政治光谱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不同派别的评论家都将此次事件和历史上发生过的自己派别和利益集团的事件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这些历史参照都站不住脚——它们或者是时代错乱的,或者是相当本地化的、口耳相传的,与此次全国范围内自发而成的动员有很大差别。除此之外,社交网络在此次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脸书、推特和智能手机逐渐取代传单和观点媒体,信息交换的即时性取代了以往面对面交流的自发性。除此之外,新闻台的直播跟踪报道对这场运动的扩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场没有党派和工会支持的、始于基层并且扩散到全国范围的自发运动,与马克龙被选上共和国总统时的方式——出乎意料、没有依附政党——异常接近。热拉尔认为这两个历史时刻是进入新民主时代“公众民主”的写照。即如今越来越少人忠于某一政党,社会运动的爆发,依赖于某一时局或某一具体时事。政党和工会的时代,对应的可能仅仅是过去的那个远距离的联系依靠书面媒介实现的年代。

  与这种“公众民主”对应的,是对于公民身份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又可以回溯到1930年代标志性的对议会政治的拒绝,如今,大众对议会政治的敌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资产阶级曾致力于推崇权力的授予,声称:“投票给我们,然后我们打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种对人民的剥夺便遭到“无套裤汉们”——即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义的平民的称呼——的反对,被以直接行动为基础的大众概念取代。此次“黄背心”运动也延续了这一理念,试图避免某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利用运动为自己谋私利。而在因特网技术的助推下,公民身份的实践被重新激活,公民的直接行动变得更加方便。与此同时,曾经被埋没在社会阴影中的发言人也得以在公共空间重见天日——例如此次“黄背心”运动中的发言人就身份各异,其中女性占了很大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