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出国从奢侈品变成了习以为常

  当年,我乘坐“鉴真”号轮船从日本回国,通关时,工作人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但短短二十年间,出国旅游就已是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了。

  1978年,我在一个山区小县的防疫站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生活毫无变化。我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我渴望走出大山,到广阔的世界去。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不平常的事,真理标准的讨论、小说《伤痕》的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下意识地感到一个新时代真的来临了,改革开放将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第二年,我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赶上了末班车。那是一个渴求知识的年代,我和同学常常坐在公园的草坪上谈论最新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展示在我的眼前。

  有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张告示,国家准备派遣理工科学生出国留学,我感到既羡慕又失落。

  多年以后,我总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出国留学一次。说实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谈不上是一个最有思想的年代,它之所以令许多人难以忘怀,是因为整个社会具有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开端”的气氛。

  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南京大学读完研究生后,我留校任教,给留学生讲授汉语文化。平时我喜欢和留学生交往,当我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学时,我也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新的认知,这些学生今天大多已经是国外大学的中文教授。

  我翻译的第一本昆德拉的书就是一个美国访问学者来华时留下的,此后翻译的几本书也是托哈佛大学的交换生带来的,这促成了我后来在学术兴趣上的部分转向。

  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踏出国门,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任教。校园位于三岛市,那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城,夹在富士山和伊豆半岛之间。很快,我就结识了许多当地的日本朋友,我教他们中文,他们开车带我去外地游玩。其中有两个中年女性,是在东北长大的日本孤儿,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我发现,普通日本人不仅有礼貌,而且热情好客,有几个日本朋友甚至还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夜,第一次领略了日式民宅的雅洁。

  在日本一年,我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小时候读外国名著,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书里描写的是外国人,对我来说,这些书中人物不是俄罗斯人、法国人或英国人,而是一个“人”。

  后来去的国家多了,我发现哪儿的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性格也是我们在自己国家经常看到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但在当代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却更多地想要去发现不同之处,而不是共同点。

  不过,文化差异的确也是存在的。1999年,我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大学任教,当地土耳其人带我去爱琴海边的加里波利高地参观。一战期间,英土双方军队曾在那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在一座纪念碑上,镌刻着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撰写的铭文,将战死的英联邦士兵称作是这块土地的儿子。这段铭文颠覆了我对战争的认识,尽管我依然难以将战争与宽恕联系在一起。

  在土耳其时,正好遇上通货膨胀,里拉每天都在贬值,接着又遇上大地震,住处附近倒了很多住宅,逃出来的人面朝麦加方向跪下祈祷,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多少恐惧。土耳其人总是近乎宿命地看待眼前的灾难,有个学生曾告诉我,马尔马拉海还会有一次更大的地震。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平静地说:“我们都在等待。”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对时间的永恒耐心。他说得对,无论灾难还是幸福,人生许多事是需要等待的。

  2003年,我获得弗瑞曼奖学金,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当时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有2000多人,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梦想。学校有一个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每周末都会带中国访问学者去各地参观,例如林肯的墓地、马克吐温的故居和圣路易斯城。

  后来我又因学术交流去了许多国家,当年乘坐“鉴真”号轮船从日本回国,通过上海海关时,工作人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但在短短二十年间,出国旅游就已经是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了。

  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迎面相遇,给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尽管当今世界面临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我相信,开放的大门一旦敞开,就不可能再关上了。